今年7月在中部地区某村调研时，发现了一个令人诧异的现象：该村共七位村干部，都有强烈的辞职意愿；其中至少有三位主职干部明确向乡镇表达了“不干了”的想法。村干部是县乡村三级中最基层的治理主体，自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一直承担着维系农民生产生活秩序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中西部的大部分村干部并不是正式职位，没有正式工资，他们本身就是兼职的，愿意出任村干部多是因为利益在村和价值在村而热心村庄的公益事业。这样低成本的村民自治，一直是我国基层治理简约有效的关键。

然而，村干部普遍从刚进班子的满腔热情到现在感觉无意义、心累，甚至想辞职，经济原因只是次要因素。单纯通过村干部职业化、提高村干部工资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这条路显然走不通，需要从当前基层治理体系中的村干部工作和角色变化去理解。

细细梳理当前村干部承担的工作，与过去有很大差别。这个变化主要从精准扶贫时期开始。在精准扶贫之前，除了必要性的任务，村干部主要承担涉及农民生产生活的内生性事务。以该村为例，2014年之前，该村种植蔬菜市场前景正好，但基础设施相对落后，连基本的用水和村组路都没完成建设，所以前面连续几任村干部都在组织修路、修水池、通水管。这些工作中，村干部不仅积累了治理资源和权威，还产生了价值感，这种价值感是激励村干部的核心动力。

自精准扶贫以来，村干部工作从内生性事务转向应对上级政策和目标的外生性任务。这些任务虽然也与群众打交道，但与之前的组织动员群众完全不同。这些任务的目标和规则自上而下直达村庄，并不是村干部和群众能够决定的，伴随着限时性的考核和全过程的监督以及高压的问责。精准扶贫攻坚任务完成后，这套体制仍在基层常规化运转，冲击着基层治理生态，给村干部带来了极大负担。村干部集体辞职的倾向，反映了基层治理生态的危机。

中央三令五申要求给基层减负，但村干部工作的局面并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被动。总结起来，村干部工作面临“三座大山”：得罪农民的“难”工作、脱离实际的“假”工作和形式主义的“虚”工作。

医保收缴成为村干部的季节性中心工作，要求违背村干部和农民的意愿，容易制造和积累干群矛盾。12345热线原本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但在村庄中成为少数私人化、不合理诉求的钉子户“拿捏”村干部的工具。村干部成了权力地位倒置的“受气包”。

防返贫监测工作让村干部疲于应对，许多工作不得不弄虚作假。政府部门推荐和本村摸排两个渠道产生的易致贫户都需要村干部核实。系统无差别推送导致大量无用功，村干部无奈地表示：“上面要数据漂亮，但实际又达不到，只能多算转移性收入。”

形式主义的“虚”工作主要以各种资料填报和系统数据工作为主。所有工作只要涉及到考核和检查，就一定要做资料。这些资料不仅要全、要细，还要更新到系统。问题在于，这些资料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重复的，系统数据也有重复性。资料员一个月中有半个月以上都要做资料，有7-8天需要加班到晚上。

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出现过密化，各种条线部门的中心工作常规化，导致村干部工作量翻倍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条线部门对村干部工作任务的指标化、精细化考核。层层传导的高压问责使得基层政府既不能抵抗不合理的政策，也不能进行地方性的政策调适和转换，乡镇干部在追责压力下只能向村干部施压。

中西部地区的大部分村干部本身不是行政体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在村、利益在村的中农能人，他们真正关心农业农村发展，能够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村干部是能动性的治理主体，而不是行政体系运转的工具。当前“三座大山”对村干部的动力造成极大打击，说明基层治理生态已被扭曲。给基层治理松绑迫在眉睫，让村干部能够回到组织动员群众、回应群众诉求中来。基层治理需要脱虚向实，才能持续释放活力，低成本高效能的基层治理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