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里达州众议员沃尔兹即将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他表示正与现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进行讨论，并强调两人在同一阵线。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一个无需经过美国国会确认但权力巨大的岗位。沃尔兹的这一举动意味着2024年的权力交接较为顺畅。在2020年大选后，特朗普政府曾提前公布绝密的“印太战略”，表明其对拜登政府的不信任。此次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间的会谈与交流至少表明前后任政府能够有效合作。

沃尔兹还表示将与沙利文紧密合作，在政权过渡期保持一致。这说明尽管政府换届，美国面临的挑战依旧，整体对外战略方向未发生根本变化。特朗普胜选后，全球都在准备应对“特朗普冲击”。沃尔兹的表态似乎表达了新政府的战略延续性和可预期性。

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头号外交与战略挑战是结束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对于俄乌冲突，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态度有所不同。例如，特朗普认为自己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俄乌冲突。然而，历史经验显示，结束一场战争远比想象中困难。尼克松曾承诺尽快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但未能实现。特朗普也未能在任期内结束阿富汗战争，最终由拜登政府撤军。因此，沃尔兹需要想办法落实特朗普的想法，而与沙利文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相比之下，俄乌冲突关系到美国的战略全局。如果特朗普政府大幅度调整政策，将对美国的战略信誉和霸权地位造成巨大冲击。目前，焦点在于美国是否以及如何支持乌克兰。近期，拜登解禁了乌克兰使用美国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俄罗斯则使用了高超音速中程导弹，导致战争升级。拜登此举一方面提升了乌克兰的作战能力，另一方面测试了俄罗斯核威胁的可信性。俄罗斯在发射导弹前30分钟通知了美国，这可能导致美国和盟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远程武器，乌克兰也可能要求更高级的防空系统。

若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断然结束对乌克兰的援助，可能会导致欧洲盟国与美国在安全上的“脱钩”，从而引发大西洋共同体的重大危机。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统筹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区域，对俄乌冲突的态度反映了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方向。结束俄乌冲突的难度也折射出美国战略调整的困境。

沙利文最近表示，保持中美关系至关重要。从特朗普到拜登，再到特朗普，美国的对外战略有所调整，但在对华政策上却表现出高度一致性。特朗普开启了对华战略竞争时代，拜登政府则延续并深化了这一政策。沙利文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落实并部分调整了特朗普主义对华政策。拜登政府上台后出台临时国安指南，将中国视为“唯一的挑战者”，强化对华竞争与对抗。沙利文今年8月首次访华时提出与中国长期和平共处，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对华战略。虽然沙利文是否会将自己的思路告知沃尔兹尚不确定，但从美国的战略周期来看，沃尔兹很可能接受沙利文的部分思路。

沙利文和沃尔兹成长于美国单极霸权时期，但他们必须学会管理美国的相对衰落。自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进入战略收缩周期，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回到孤立主义，而是从欧亚大陆的过度扩张中回缩。此外，美国战略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始于奥巴马政府时期，沙利文也是这一战略调整的参与者。尽管他还很年轻，但已成为美国战略圈中的重要人物。即使民主党败选，沙利文的政治和战略影响力仍将持续，未来可能在民主党政府中重新崛起。

从沙利文身上可以看到美国战略收缩周期的一些特征：减少海外义务，克制扩张野心；维持和管理联盟体系；内政与外交连通，重建中产阶级社会，将经济议题作为头号战略任务。这些做法将在很大程度上被特朗普或沃尔兹延续，这是由美国战略周期而非总统个人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