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高学历女性决定生育二孩

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几乎每个生了一孩的家庭都会被问及是否要再生一个孩子。随着全面三孩政策的公布，二孩家庭又面临新的问题——要不要生第三个孩子？在中国社会，过去30多年里，计划生育政策对城市女性影响最大。这些女性通常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稳定的工作和不错的经济条件，但也是受“密集母职”影响最大的群体，一直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努力平衡。

2015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两年后，尽管全国生育率提升不如预期，仍有人开始生二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莱也陷入了“生还是不生”的纠结，并开始研究“单独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2017年，她邀请了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一起进行深入访谈，揭示了生育背后的母职困境，反思两性角色与父母职责差异，推动性别平等发展。这些研究最终形成了《新生育时代》一书。

所谓“新生育时代”，是指如今的生育背景和理由与以往有了明显不同。沈洋和蒋莱的研究发现，在计划生育政策周期内，只有在很小范围和有限条件下才等同于独生子女政策。受政策影响最大的是城市中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和体面工作的女性。而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二孩乃至多孩现象仍然普遍。因此，二孩话题真正高度相关的政策目标只涉及一小部分群体，这也解释了为何放开二孩政策的效果远低于预期。

书中的受访者大多生活在上海，也有少数来自福建等地，年龄集中在“70后”和“80后”，以二孩妈妈为主。她们的生育受政策影响很大，二孩或三孩都是相关政策出台后生的。这些女性多数是职业女性，55%的人是独生女，只有10%的丈夫学历高于妻子。她们能兼顾工作和家庭，离不开强大的代际支持和经济实力。这些女性的二孩生育理由也出现了新面貌：最常提到的理由是两个孩子可以互相陪伴，没有提到男孩偏好或养儿防老的传统理由。

当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时，还会出现“二孩跟谁姓”的新话题。受访者中有八例孩子随母姓，其中七例是二孩随母姓。“冠姓权”的改变反映了女方经济条件优于男方、女方在孙辈抚养上付出更多等家庭权力博弈，也体现了性别平等的推动。

尽管这些女性经济条件和受教育情况较好，但在做母亲的角色中面临的困境与普通人无异。高学历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大量决策和育儿任务，而丈夫在生育一孩后的参与度较低，直到生育二孩后才有所增加。这导致很多家庭爆发矛盾。

一旦成为母亲，她们还面临“母职惩罚”。例如，苏晓洁为了照顾女儿跳槽到外资药企，收入不变但不再值夜班，二孩出生后又跳槽到社区医院，收入减少三分之二。与此同时，她的丈夫事业发展越来越好，收入跻身业界顶流，但对家庭的责任感并未增加。

沈洋和蒋莱在书中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蒋莱在意外怀孕后，面临生育后的种种操心。沈洋在婚礼上强调构建性别平等的家庭，但疫情打破了他们的生活节奏，育儿压力增大。最终他们重新找了育儿嫂，夫妻关系才得以缓和。

此外，书中还探讨了“全职爸爸”现象，指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承担照料劳动都会受到社会轻视。在日本，男性休育儿假的情况较少，因为文化传统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内”。在中国，全职爸爸尚未形成规模，但也体现了男性气质的妥协。

对于“新老人”现象，蒋莱和沈洋认为这不是冲突，而是老人追求多样化生活的体现。年轻母亲越来越注重实现自我价值，希望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保持平衡。因此，社会需要提供托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包括生育补贴和灵活就业支持，同时要求男性强制休产假，以促进性别平等。

理想的婚姻和家庭应该是双方平等尊重，共同协商解决问题。新型婚姻文化进入社会后，更多人希望选择能够平等交流和协商的伴侣。亲密关系教育从小做起，帮助年轻人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从而更好地面对婚姻和育儿的挑战。当高学历女性决定生育二孩！